从1935年考入武昌艺专附属中学算起，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杨立光先生投身美术事业，把他的命运和中国美术的发展紧紧地连在一起，经历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希望、理想，他的欢乐和痛苦无不与他所献身的事业之起伏兴衰紧相伴随。直到1980年代后期，年逾古稀的老艺术家虽然已从美术教育的第一线上退了下来，但他仍然精神矍铄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以他长期积累的丰富艺术经验和人生智慧，给湖北的中青年美术家以切实有益的指导；而且，与此同时，作为油画家，他又再度焕发了青春，重新拿起画笔，孜孜于油画肖像画的创作。

（一）
    杨立光先生是湖北省武汉市人，生于1917年10月。1935年2月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附属中学学习绘画。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武昌、宜昌、应城等地画了《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大武汉》等许多宣传画。1938年立光先生入武昌艺专绘画系西画组，并有幸在著名油画家唐一禾先生所教的班上学习，1940年底毕业。唐一禾先生对事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纯熟的造型表现能力，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对空间关系的恰如其分的处理以及他的绘画中线条的微妙变化等等，无疑给年轻的杨立光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参见杨立光《纪念唐义精、唐一禾先生》，载《湖北省文艺杂志资料选辑（七）》）。立光先生是唐一禾先生班上出类拔萃的学生，据已故的程一舟教授生前回忆，杨立光先生是唐先生最喜欢的三个学生之一。
    1940年，杨立光先生以优异的成绩在武昌艺专毕业。毕业后有三年时间立光先生在重庆励志总社美术组潜心于油画艺术创作。从1944年2月起，立光先生开始了他漫长的艺术教育生涯。先是在位于重庆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美术组任讲师，担任素描、人体解剖课的教学。由于一件不幸事情的发生，又使他的命运和母校武昌艺专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4年3月24日武昌艺专校长唐义精和他的弟弟，油画家唐一禾二人，在赴重庆参加全国美术年会途中因轮船触礁沉没而不幸遇难。立光先生闻讯后毅然辞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职，于1944年6月回到了他的母校私立武昌艺专。他决心不辜负两位老师的教诲，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始终如一地尽着一个忠诚的美术教育家的本分。
    1944年6月至1949年武汉解放，立光先生历任武昌艺专讲师、副教授、绘画科主任兼西画组主任，担任油画教学工作。1949年8月至1952年10月任湖北教育学院艺术科（后为美术科）主任。1952年10月湖北教育学院与华中师范学院合并，立光先生任图画系主任，次年被评为教授。1956年9月，华中师范学院艺术系、科独立建院，成立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立光先生任美术系主任、教授。
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至改革开发前这一历史时段中最令人兴奋的年代，虽然那时即已预伏着后来的一些灾难，但年轻的共和国自信而乐观，人与人的关系也非常真诚。作为一个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种种黑暗腐败政治的知识分子，立光先生对新生活满怀喜悦，对中国共产党一往情深，满怀无比信任和热爱的感情。那时他才三十来岁，为真诚的信仰和献身精神所鼓舞，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武汉艺术师范与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合并为湖北艺术学院后，立光先生任副院长。1965年10月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又单独建立为湖北美术院，立光先生任副院长。
    接下来的十年动乱时期，立光先生和当时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无法逃脱厄运。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不去说它，最痛苦的莫过于被迫中止了他朝夕于斯的艺术教育事业。直到1972年他才得以回到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78年出任该院副院长，至1986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仍担任着培养油画研究生的工作，并曾任美协湖北分会主席，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湖北省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直到1980年代末期病重住院为止。

（二）
     1940年，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上，尚在武昌艺专求学的杨立光先生展出了他的油画作品多幅，引起当时的画界瞩目。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自画像》获得教育部青年作家奖金，并被收藏。1941年至1944年间，他创作的多幅油画肖像及静物作品3次参加全国美展。在1944年举办的全国美展上，他又以《穿皮大衣的老人》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科学文化成就奖。《红纱巾》亦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后的20年间，在他艺术生命的旺盛期，优秀的肖像画成批涌现，如《蒋兰圃先生像》《方保山像》《老妇》等，静物画《鳜鱼》也是这段时期的作品。十年的政治动乱对他的心灵摧残极大，最令人痛心的是，他的150余件作品在抄家中几乎被洗劫一空。因此我们今天只能从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和他晚年的一些习作中窥见杨立光先生油画艺术的大致风貌。
    杨立光先生的绘画，特别是肖像画艺术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能以严谨而又洒脱洗练的作风充分展示油画艺术的特殊魅力。他的肖像画受伦勃朗、哈尔斯、委拉斯凯兹等古典大师的浸润，加上他对民族传统绘画以传神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的感悟，在技术上，将中国绘画重意尚写的特质融入油画的笔法表现中去，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风格。
   《穿皮大衣的老人》虽属杨立光先生的早期作品，但技法表现已相当完美。这件以两个多小时一气呵成的肖像作品，从画面结构、造型与色彩处理到笔法表现，几乎都无可挑剔，一切都给人以极其朴实、厚重、真挚的感觉，而牵动它们的是画家内心的自我真实，以及足以将这内在真实外化并凝固为视觉真实的坚实功力与独特技巧。画面构图是饱满的，造型也是饱满的，饱藏着凝重浑厚的暖灰色的画笔铺陈其事，时而作深入内心的刻画，时而作阔略率意的挥写，变化丰富，一切又皆融入整体的厚实感中。人物的肌肤、衣着乃至一位北方老人宽厚爽朗的性格，都在酣畅的挥写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画幅所透露出的深沉质朴，既是被描绘对象精神品质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杨立光先生的胸襟气度。徐悲鸿先生对杨立光先生的绘画艺术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1944年的那次展览会中，徐悲鸿曾站在这幅《穿皮大衣的老人》前，朗声地说：“你们要找英雄么？就要在这里来找！”
    一般说来，肖像画是画家精神格局的传移，在画中总可以读出作画者的品性。写实主义的肖像画大体有这样几个由低而高的层次：1.表现人物外在的肖似；2.发掘并表达人物内在的肖似；3.在作品中注入艺术家的自我，渗透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杨立光先生的肖像画无疑达到了最高的层次。作品里所表达的他对西洋古典绘画语言的阐释，以及他那特有的极富表现力的笔法，与他的精神气质共同形成了他的肖像画风格。他后来所作的肖像画，都具有这种艺术上的完整性及描绘对象各自的独特性。新中国建国后杨立光先生作了许多肖像画，着意刻画的是普通人淳朴的本质特征。他力避当时即已露头的概念化创作倾向，将人物安置在可进入的氛围之中，让欣赏者与他们自然交流，从而感受人物的气质、品格与精神风貌。在《方保山像》中，这位红军时代的团长似乎沉浸在回忆里，一双手被放在画面突出的位置着意地精心描绘，以显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质。《老妇》一画生动刻画了一位质朴而又性格执拗的山里人形象。这幅画色彩单纯而又变化入微，画家一贯强调的“用笔触塑造”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变化丰富的极有表现力的笔触直落画面，人物面部的描绘精确而又洗练，洒脱自然恰到好处，绝无堆砌做作之处。杨立光先生在艺术上嫉恶浮浅，不尚奢华，不虚张声势，不作浮光掠影的表现，这使他的所有作品都能让人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他的绘画有凝重深沉的一面，更有典雅大度的气质。准确肯定、娴熟洗练的油画技巧与含蓄内敛的韵致糅合在一起，使他一些作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极其耐人寻味。油画《红纱巾》和《鳜鱼》就属于这一类作品，画面作风大派，既能使人感受到纯正的欧洲古典油画技巧的韵味，又明白无误地透露出明净的中国气质，能让人亲切地品味到一种中国画的抒写意蕴。
    细心研读杨立光先生的作品，会自然联想到这些作品和创造它们的艺术家在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曾经起到的作用。油画作为外来画种根植中国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情，中国油画发展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一阶段是一个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时代。老一辈的油画艺术家大都经历了艺术与人生的艰难磨砺和穿越黑夜的长途跋涉，他们将自我的熔铸、升华与民族的救亡、社会的启蒙紧紧连接在一起，使中国油画得以在世界面前一步步呈现自己的面貌。杨立光先生作为跨越旧中国与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油画家，参与了他那一代人对中国社会的启蒙和对油画艺术后来者的引导，参与了将外来艺术植入中国文化土壤的艰辛劳作，并以自己杰出的艺术成就参与了中国油画迅疾发展历史的创造。

（三）
    1944年6月，杨立光先生辞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学工作，回到处在极端困难之中的母校武昌艺专，担任绘画科主任兼西画组主任。自此，他的人生与这个学校的命运便紧紧地连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四十余年间，他将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到美术教育事业之中。新中国建国后，学校经历了数度并入和分出的变迁，他一直肩负着学校的领导工作，并一直坚持在一线教学。以他艺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完全可以铺展一条个人艺术事业的辉煌道路，而他却选择了去做为更多人照亮道路的火把与蜡烛。为了学校的发展大计而四处奔走，让他不得不将画笔搁置起来。他亲自制定教学大纲，检查修改各门学科教学计划和教案，从不苟且。在他领导下，学校逐渐具备良好的教学条件和相当的规模，管理井然有序，校风生机勃勃。1956年前苏联美术通讯院士扎姆什金来参观访问时，深表赞佩地说：“能有这样的规模，在苏联都少有。”尽管在那些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但杨立光先生以一位教育家的良知，总是尽量将教职工的注意力引导到教学上来，在学校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在他领导期间，学校犹如一个亲切的大家庭。五六十年代，这里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如国画家张振铎、王霞宙、汤文选，油画家刘依闻、美术理论家阮璞、版画家陈天然、雕塑家张祖武等。几十年间，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他们遍布湖北全省，遍及中南地区和全国各地。抚今追昔，杨立光先生为湖北艺术教育事业和美术事业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令我们无比尊敬和怀念。
    徐悲鸿先生生前对武昌艺专严谨的学风和画风都曾十分赞赏。在以后的岁月里，武昌艺专的这一作风在杨立光先生主持的学校中仍一直保持。杨立光先生毕生致力于写实主义绘画艺术，对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在艺术上和教学中他都身体力行，但同时亦在学校中倡导艺术上的兼收并蓄。他在艺术上的开明和他坦荡的为人，使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也是他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一个原因。他从不主张学生模仿他自己，而是十分注意学生艺术个性的培养和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他十分珍惜人才，对于有成就的教师和有才华的学生总是褒誉有加，并想方设法为他们创造好一些的工作和学习条件。
    杨立光先生十分强调教学中创作课程的重要性，认为只抓基本练习和专业课的学习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创作课去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艺术本质的能力，学生的绘画功力和创造性才能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学校就每个年级都开创作课，并坚持到生活中去进行艺术实践。“文化大革命”前学生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运动就已较多，但每次下去前，他都强调给学生安排作画和创作的时间，并带领教师深入到各个工作点检查观摩学生的写生习作和创作草图。他经常讲要让学生按自己的生活感受作画，要强调绘画自身的规律性。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在“左”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十分严重的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许多当年的学生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深深感到极大受惠于杨立光先生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方式。

（四）
    杨立光先生在一篇题为《先躯者的足迹——卫天霖遗作展观后》的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他（指卫天霖先生）无疑是中国油画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中国油画事业能获得今天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形成今天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是和他们那一代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分不开的。历史将永远铭记包括卫先生在内的这一批有眼光、有心胸的艺术家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引自《美术思潮》1987年第5期）
    我们同样应该说，历史将会永远铭记包括杨立光先生在内的这一批承前启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兴美术文化深入扎实地推向一个更广阔境界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为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仅有“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开拓，而没有杨立光先生这一代人继续的艰苦耕耘，中国当代艺术的沃土决不可能这样适宜于新艺术的生长。这是因为学习、借鉴一种外来文化样式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引进西方的油画艺术，正如立光先生所说，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怀着对民族传统的深厚感情去钻研掌握一种外来的绘画语言。要能在一个领域深入钻研下去，融会贯通而后吸收消化，而不是盲目照搬或形式上的模仿”（同前引）。显然，文化的承传和发扬光大，必须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许应该说，与上一代艺术家相比，立光先生这一辈人从事艺术的条件还要更困难一些。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连好一点的印刷品也往往难以得见，为了追求艺术，他们那一代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凭借点点星光苦苦摸索；即便是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西方的艺术文化也是处于一种绝缘的状态之中，那种封闭的情况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是难以想象的。在如此条件下去致力于一种外来艺术样式与本民族文化特质的结合，进而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是除了靠艺术家的意志力，就只有全凭艺术家的慧眼灵心和颖悟天分了。显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文化环境中探索外来艺术样式与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融合，同样需要艺术家的慧眼灵心和颖悟天分，当然也同样需要在一个领域深入钻研下去的精神。在这些方面，20世纪以来，已有好几代艺术家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更可以发现许多闪光的精神财富，那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时代，日渐稀少因而弥足珍贵的东西。这使我们有必要怀着感激的心情经常回顾他们已经走过的艰难历程。

                                                   皮道坚

      杨立光先生生平纪事

杨立光，湖北武汉人。 1917年10月21日生于武昌。

父，杨昌庆，长江船运领江，娶梅凤银，育有两男两女，长子杨立荣，长女杨寿征（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曾任安徽怀西中学、武汉25中校长），二女杨韵篁，幼子杨立光。其年少时，全家生活以杨寿征之薪金维持，家境贫寒。

1935年2月，先生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附属艺术师范科（高中部），学习绘画，时任教师有唐一禾、丁道丙、沈士庄诸位前辈，同期同学有刘依闻、蒋箴予、唐册、王家珍、张先云等。先生勤勉刻苦，籍松明之光作画，夜以继日，习以为常，其习作数量每每倍于他人。无钱购纸，遂拾同学弃纸，以背面作画，故学业优秀，深受同学尊重。1936年，与刘依闻、程白舟、易光甫、丁道中等发起“三料绘画”，并多次举办展览。

时逢国难当头，抗日救亡宣传如火如荼，武昌艺专师生热血激昂，先生与刘依闻等全班同学在武昌、宜昌、应城作宣传画《保卫大武汉》《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且积极参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身兼导、演二职，其扮演老人角色堪称一绝。先生喜好运动，尤擅篮球，常率队在赛中争先。

1938年，先生高中毕业，于2月入武昌艺专绘画科西画组学习。

1938年底，武昌艺专辗转迁四川江津。

重庆时期先后执教武昌艺专的教师有唐一禾、张肇铭、王道平、蒋翅鸣、林葆菁等诸位前辈。先生大学时期的油画艺术，渐臻娴熟大度。

1939年曾有多幅作品参加全国劳军美展。对于先生的油画肖像，常书鸿先生大加赞赏，并将先生的两幅画挂在国立艺专教室为学生示范。

1940年，先生于武昌艺专毕业。是年有多幅作品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元旦美展），其中《自画像》获青年作家奖金（同获殊荣的还有冯法祀、李宗津、程白舟、艾中信四人）。

1941年2月至1944年1月，重庆励志总社特聘先生任职于总社美术股，专司油画创作，兼事金石，偶作写意水墨则鲜有人知。

1942年，曾有肖像、静物等多幅油画参加全国美协举办的秋季美展。

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被位于重庆北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聘为讲师，任教于电化教育专修科美术组。

1944年4月，有数幅油画作品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其中《穿皮大衣的老人像》获当时的教育部颁发的科学文化成就奖（唯一奖）。徐悲鸿先生对杨立光先生的绘画艺术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1944年的那次展览会中，徐悲鸿先生站在这幅画前，朗声说：“你们要找英雄吗？就要在这里找！”

1945年秋，油画《红纱巾》《蒋兰圃像》参加全国美协举办的美展。

先生以自己的艺术，赢得了吕斯百、吴作人等许多前辈画家的看重，秦宣夫先生说：“杨立光就是中国的康斯泰勃（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重庆时期，是先生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的作品以卓越的技巧和品质奠定了他在中国油画史上的地位。战时重庆聚集着一大批爱国进步的艺术家，先生与时在励志社、国立美专、国立音专、国立教育学院、正则艺专的画家钱延康、费以复、许九龄、孙葆昌、李宗津、廖冰兄、叶浅予、李可染，电影艺术家史东山、郑君里、特伟，音乐家马思聪、舞蹈家戴爱莲等交从甚密。先生在后来的教育生涯中，其兼收并蓄，不搞派系的宽阔胸怀与这段时期的社会交游有极大的关系。

1944年，唐义精、唐一禾两先生不幸罹难，武昌艺专由蒋兰圃、张肇铭先生出面维持，诚聘杨立光、刘一层、陈光哲等回校执教。受母校召唤，先生毅然放弃优厚的工作回武昌艺专。从1944年6月至1949年5月，任讲师、副教授，绘画科主任兼西画组主任，并担任油画教学工作。时值武昌艺专艰难时期，资金募集极其困难，教师薪金没有保障，此时杨家六口人，生活十分清苦，即便成天吃萝卜白菜，有时还得赊欠。先生义无反顾，告别了一个职业画家刚刚展露的辉煌，开始了他终生矢志不渝的艺术教育生涯。

1945年底，武昌艺专回迁武汉。因武昌水陆街原校址已遭日军炸毁，遂在汉口府东五路宁波会馆及赵家条租房，分部别居，在简陋的教学条件下坚持开课。

1947年春，《武汉日报》曾以整版篇幅介绍先生的作品。同年夏，先生与蒋箴予结为伉俪。蒋箴予，湖南衡阳人，音乐教育家，先后毕业于武昌艺专、国立音专，曾任湖北艺术学院及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与先生同为武昌艺专高中、大学时期同学，并与先生共同经历了重庆时期直至解放后的艺术教育生涯。1948年6月，喜得一子，名杨丹，现为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武昌艺专被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接收。6月，时任湖北省文教厅厅长的李实委请先生及蒋箴予、刘依闻、程白舟在筹办中的湖北省教育学院组建艺术科，四位先生以极大热忱投入。9月登报招生，报名踊跃。9月下旬，湖北省教育学院在位于武昌阅马场五龙桥的第一女师校址开学，设教育、艺术诸科。李实、薄怀奇任正副院长，先生任艺术科主任。艺术科设绘画、音乐、戏剧三组，初创期教师有刘依闻（后为美术科主任）、程白舟、王霞宙、阮璞、蒋箴予、盛雪、方炳云、田禽、曹藻、汤麟等38人。首届学生有魏扬、谢珍珠、李承荫、王士杰、吴嘉麟、杨洪益、阎国谊、戈迺镕、李淑珍等106人。

先生与刘、蒋、程携手为筹建湖北教育学院艺术科殚精竭虑，多方罗致人才，如著名国画家王霞宙，美术史论家阮璞、设计家李一夫、梁培裕，小提琴演奏家盛雪等都是此时来湖北执教，这一批师资即是后来湖北艺术教育的中坚。先生主管全科工作并亲自执教，他细致严格，提示中肯，对学生一视同仁，尤对专业基础较差的同学耐心帮扶鼓励，具有很高的教学威望。这一批学生中的许多人以后都成为湖北艺术界、教育界的杰出人才。先生身体力行接近工农，他的肖像艺术之所以闪烁着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应当与这一段社会生活经历有关。此时期，他创作的毛泽东及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的肖像在湖北出版。

1952年10月，湖北省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等院校合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先生任图画系主任，教师系原教育学院美术科全体同仁，新调入钱延康、万昊、郑昌中、孙世灏、杨焱诸先生。迁址武昌昙华林（原华中大学旧址）办学，从画图造屋、制作教具乃至搜罗资料，名家珍品，无不倾力所为。

1953年，被评为教授。同年4月29日，胡一川先生自北京来访先生。

1954年，胡一川拜先生为师。

1956年，苏联著名画家梅尼柯夫来汉主持油画研究班，先生陪同，以其精湛的油画艺术赢得梅的尊重，二人同赴黄山、庐山写生，互赠作品并结下深厚友谊，梅对先生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甚表遗憾，他认为“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容易挑选，而艺术天才一个世纪很难产生一个。”（原话大意）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10月奉教育部指示，先生参与筹建武汉艺术师范学院，任美术系主任、教授（全国设两所艺术师范学院，另一所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由李瑞年、吴冠中、卫天霖参与组建）。

1950年—1956年间，先生任湖北省文联美术部副部长、部长、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在湖北省教育学院艺术科、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图画系至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期间，历年招生，专业教学渐趋正规，师资群体、校园资产已成规模，在全国艺术师范教育界中初具影响。

1958年10月，武汉艺术师范学院与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合并成立湖北艺术学院，先生任副院长、教授。

1959年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5年制本科首次招生，正式设立油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4个专业和史论教研室，并开办2年学制的工农预科。

1960年增设版画专业和附中。此时，专业教师人才济济，油画专业计有杨立光、刘依闻、程白舟、孙世颢、万昊、钱延康、孙葆昌、郑昌中、魏正起、魏扬、李承荫、谢珍珠、陈十梅、彭述林等；国画专业计有张振铎、王霞宙、汤文选、马三和等；版画专业计有陈天然、刘述杰、兰玉田等；雕塑专业计有张祖武、王福臻、张满汉等；美术史论专业计有阮璞、张放、汤麟等；工艺美术计有李一夫、吴嘉麟、梁培裕、刘艺海、张朗、张庸、陈秀珊等；基础课计有方坤寿、蒲新成、雷必农等。

至此，湖北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始成规模，这与先生个人的教育情结和办学理想有重要的关系。长期坚持，积极审慎，强调师资及设备齐备，是先生拓展办学格局的一贯工作方针。在当时的编制条件下，先生将美术教育的重心放在专业教研室的工作上，他重视各专业教研室的作用，强调制度建设和教学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故教学行政十分精简，秩序井然。基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针，先生在教学安排上支持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活动，并在教研室活动中对学生毕业创作的命题和形式进行充分的讨论或给予指导。先生亲自执教油画教学并示范作画，他善于启发引导，对学生在人格上一视同仁，教学卓有成效，令许多学生终生受益。对有组织或学生自发引起的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先生主张按“双百方针”的原则宽容对待。对于学生中的思想批判，他从未从政治的角度去整人，但是对学生遭受的不明委屈，他却表示同情和不平。他爱学生，不是亲密无间的方式，而是一种师者对后学的宽厚和理解。他对学生的仁爱成为他教育生涯中的一种终身情结，在学生离开学校以后，只要他的能力所及，许多执著于艺术又身处窘境的老学生都得到了他的帮扶和提携。

先生兼管钱财，支应有度，凡有利学校建设皆如数批拨。大至各专业所需，尽可批给。小至派员看望老先生，礼数支出从无延迟。一应日杂支出，则锱铢必较，不兴应酬。先生垂范引领廉正，一时校内节俭奉公，爱校如家，蔚然成风。

经过先生与同仁们近10年的不懈努力，湖北美术教育受到国内同行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吕斯百、常书鸿、秦宣夫、华君武、蔡若虹、米谷、卫天霖、吴冠中、刘国枢、刘一层先生等纷至来访交流。他领导的美术教育工作开始收到实效，一批批经过良好艺术训练的学生陆续结束学业，走向社会，为提升湖北及华中诸省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批50年代入学的许多人，得益于在他们艺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所受到的深刻影响，而成为知名艺术家。同时，教师的艺术探索和创作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教师们深入农村、工厂、林区，创作出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

从湖北教育学院至湖北艺术学院期间，不论学校的建制归属如何转换，先生始终是建国后湖北高等美术教育主体的实际领导者。他秉承武昌艺专兼收并蓄的教育传统，鞠躬尽瘁，勤勉办学，而成为湖北近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

在此期间，先生坚持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创作出许多作品，如1958年前后创作的油画《马学礼像》《方保山像》《老妇像》《钱延康像》《炼铁工人像》《鳜鱼》等作品，“这些作品将中国绘画重意尚写的特质融入油画的笔法表现，恢宏而精当，色彩凝重浑厚，具有典雅大度的气质”（尚扬）。

1960年，同钱延康、孙葆昌、彭述林合作，为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创作巨幅油画《长江大桥》，并发表。至20世纪60年代，先生累有作品150余件，系其毕生心血的上乘之作，惜“文革”中遭劫失散，仅有少量作品幸存手中。

1965年10月，湖北艺术学院奉命撤销，转制湖北省文化厅所辖之湖北美术院，先生任副院长，先生将湖艺美术系大部分师资转入美术院，以备再兴教育之需。文化大革命中，他刚正不阿的人格赢得了群众的尊敬。

1972年6月，他与刘依闻等19人奉调由湖北省美术院转入湖北艺术专科学校，作为普通教师任教于美术系，承担第一届3年制工农兵学员班的教学工作。与学生一起下厂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年，应广州美术学院之邀，为其教师学生示范作画。

1978年，恢复湖北艺术学院。10月，先生复职副院长，重新主持工作。同年，领导和主持了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工作，并招收湖北艺术学院首届研究生，先生任油画研究生导师。自此时起，先生连续担任湖北省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他与刘依闻、阮璞、林路、蒋箴予等以省政协委员及省人大代表的名义多次提交关于分建湖北美术学院与武汉音乐学院的议案。

1980年，先生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湖北分会名誉会长。

1984年，先生退居二线，改任湖北艺术学院顾问，并任湖北省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

1985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主席。同年，湖北美术学院建院，这是先生和几代同仁多年为之努力的结果。

1986年4月-6月，与张祖武（省城雕规划组副组长）等赴黄石、黄冈、麻城、江陵等地县，巡视并推动城市雕塑的建设工作。1987年12月，应广东茂名鉴江流域受理局的邀请，先生偕同夫人蒋箴予赴高州水库休养，先生假此地恢复作画，此期留有作品5件。

1988年，任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先生作人体2幅及自画像。此批作品仍然保持了他一贯坚实的艺术风格，展现着在古稀之年对色彩与生命活力的精彩表现。

1989年5月，湖北美术学院隆重庆贺“杨立光先生从事艺术活动55周年”，先生在全国各地、包括在台湾的历届学生数百人，与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庆贺。同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主编的《杨立光油画集》出版。

1990年初，先生患哮喘及过敏旧症复发，入梨园医院，此一去，沉疴病榻十年。

1996年10月，后辈学人、社会友人及杨立光、刘依闻、阮璞偕家人聚于珞珈山下，庆贺先生八十寿诞。

2000年6月26日，中国杰出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杨立光先生因病不治逝去，享年84岁。3日后，先生长眠武昌石门峰。

                                         郭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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